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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作出跨期的金融决策,需要瞻前顾后,以历史经验为基础,前瞻性地判断未来趋势。过度乐观就容易犯激进的错误。
人才流失是银行面临的严峻挑战。但是,银行在实际经营中,很容易滑向稳健的反面——激进,以过度承担风险为代价追求短期的利益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国的网络支付已经成为互联网金融活动中最成熟的细分行业之一,并为金融科技未来广泛应用于各行业提供了一个场景介入的基础。如何监管? 讨论金融科技,就必须讨论监管。前一阶段金融界非常关注钢贸融资等局部的金融风险,如果运用区块链的记账技术,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因为区块链技术可以防范源头仓单的多次重复质押。
智能投顾比下围棋要复杂得多,下围棋只有两个人博弈,规则是非常清楚的。六大业态包括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消费金融。关键还是需要设计合理的、激励相容的薪酬制度。
银行业的独特性源自其经营对象的独特。银行信贷既能促进经济增长,也能带来金融危机。国有银行的部分高管到民营银行、互联网金融机构任职,有利于促进它们的发展,使中国的金融体系更加多样化。《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则。
根据银监会统计,全国有10家以上法人银行同时授信的企业就超过6200家,其中大部分可能是国企。《变革》是银监会研究局原副局长张晓朴博士的论文集,其中有多篇分析了次贷危机及之后的金融监管变革。
《断层线》也强调,由于被监管者会跟随监管者犯错误,因此监管错误的伤害性很大,监管部门应该实行非随意决断的、透明的监管。一是通过国企改革、财税制度改革,解决国企、地方政府等一定程度上的预算软约束问题,避免银行对风险的低估和过度信贷。而雷曼兄弟将不想承担风险当作对人员的批评甚至极大的侮辱,最终的结果是自身的破产。美国金融危机前银行家们过高的薪酬激起了公愤,中国对国企高管的限薪走向了另一极。
而能够坚持稳健的银行,如富国银行、摩根大通银行,因其在金融危机前能坚守原则、经受住诱惑,而在危机中获得了奖赏。金融机构上市后要持续面对投资者、分析师的排名、比较和褒贬,在强化市场监督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鼓励了短期行为。为何会这样,怎么才能防止或减轻这个问题,《变革与稳健——银行监管和银行转型的思考》(以下简称《变革》,中国金融出版社2014年出版)和《断层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英文版,中信出版社2015年中文版)两本书,都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所有企业都会追求盈利,而银行业的特殊性在于它的产品是和货币有关的服务,衡量业绩的标准(赚钱)和经营的对象(钱)有同一性。
金融监管并非越严越好,过度的管制或监管反而会加剧金融机构的脆弱性。政府的介入扭曲市场规律,从而在事实上促使市场支持风险行为——也就是说,银行的激进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潜在担保造成的。
《变革》指出,虽然资本市场在存量资源配置、跨区域风险分散和促进创新等方面具有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无可比拟的优势,但也不能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例如,提高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确实能限制银行信贷扩张的速度,但银行一个自然的应对措施是加大不占用资本的表外业务的力度,可能会造成一些风险被掩盖。
《变革》中写道:金融监管者面对的多是移动的靶位,始终要在创新与风险之间、发展与安全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我们从银行家那里需要的是称职的风险管理,而不是完全的风险规避。银行业的复杂性在于,金融活动是一种跨期交易安排,银行是一个配置社会资金资源的行业,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外部性)巨大,而这种影响作用短期又难以看清。因此在其他多数商品基本都实现了市场化定价时,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则慎之又慎。风险定价是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但这种核心竞争力又很容易伪装,在约束机制不健全的时候,打价格战似乎是最容易的竞争手段,极端情况就成为庞氏骗局。《断层线》讽刺了让风险经理向业务部门管理人员报告的风险管理架构,但如何让风险管理人员既具有独立性、不完全听命于前台,又能考虑业务发展的实际、不过于风险规避以至丧失盈利机会,是个困难的平衡问题,各银行对于风险管理人员的汇报路径和薪酬构成仍在进行不懈的探索。
银行作出跨期的金融决策,需要瞻前顾后,以历史经验为基础,前瞻性地判断未来趋势。但是,同时需要加以完善的是国企违约后的惩戒机制。
笔者认为,由于银行业的独特性,哪些互联网思维适用于银行业还需要思考。银行业的矛盾性集中体现在三性的对立统一上。
经营激进的银行比稳健的银行,在风险暴露之前,会表现出更好的盈利,带来更好的股价和更高的薪酬。对于近年的融资方式创新,银行需要判断哪些是真正的创新,哪些只是障眼法,名为去杠杆,实为加杠杆,并没有实质性地降低债务风险。
2007年7月花旗集团CEO普林斯对银行业的囚徒困境有过形象的比喻只要音乐还在继续,你就不得不继续跳舞。2015年末中国银行业的各项贷款余额99万亿元,其中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余额为69亿元,国企贷款所占比例缺乏数据,但可以推测占比较高。当前,债市国企违约频出,国企信仰有被打破之势,从长期来看未尝不是好事。美国次贷危机前的尾部风险主要是大规模住房抵押贷款证券违约、市场融资枯竭的风险),即使发生政府也会采取措施救助(美联储会释放流动性的格林斯潘期权,正如《断层线》中嘲讽的有政府做后台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因此激进地承担尾部风险,在风险暴露前,将承担这些风险获得的收益认为是自己经营能力所得。
中国的金融监管需要有更清晰的决策程序,在重要政策出台前经过更充分的公开研究讨论。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效果好坏、银行经营的好坏、对社会影响如何,都难以立刻甄别,风险有隐蔽性、滞后性。
而宽松的监管,如2007年金融危机前发达国家盛行的轻触式监管,也被证明是不可行的。这种看法也并非缺乏依据,可比先例就是2015年开始的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虽有利于化解债务风险,但对过去不向县级平台、债务负担沉重的平台投放贷款的银行来说,并没有体现出审慎经营的优势,反而是过去大量发放融资平台贷款的银行,过去一段时期获得了高利率,未来的风险又消除了(虽然通过置换利率变低了)。
政策的效果还需要全方位的评估。拉詹对美国银行业承担尾部风险问题的分析,也许颇具普适性,银行通常会将系统性风险不会发生作为一个经营前提,认为如果会发生系统性风险则政府会介入。
《断层线》的作者拉古拉迈·拉詹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2013年出任印度央行行长,此书对美国次贷危机的原因及对策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股市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是有局限性的,经常也是短视的。如果都不是,免费可能是出自市场占领目的的烧钱,不可持续。它是唯一一个以货币(一般等价物)为经营对象的行业(表面是经营货币,实质是经营风险),因此造成银行业在很多特性上和其他行业都非常不同。
人才流失是银行面临的严峻挑战例如对没有足够的盈利能力、还款能力的个人和企业的贷款(如美国次贷危机前给无工作、无收入、无固定资产的三无人员发放的忍者贷款),不符合信贷原则,任何创新也不可能使它成为正确的。
银行业的独特性源自其经营对象的独特。而宽松的监管,如2007年金融危机前发达国家盛行的轻触式监管,也被证明是不可行的。
银行要做到稳健,需要坚守原则和底线,对各种政策和市场风潮,作出独立的判断。富国银行的理念是,当我们理解风险时,我们才愿意承担风险,如果我们没有竞争优势或经验有限,我们就避免风险或将风险承担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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